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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商业的本质，是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价值交换。在财经世界中，最精彩的永远是人的故事。
而在中澳当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每一个间于其中的个人，在大时代浪潮的推动下，都不得不做出选择。
博满澳财全新制作的澳财访谈系列节目《拾分》，旨在目前这样一个中澳关系充满挑战又不失机遇的背景下，向华人社区进一步展现澳大利亚财经界的领军人物、意见领袖，以及新生代的创业者们是如何面对挑战和机遇并获取成功，分享他们的人生智慧和经营哲学。同时，也带来他们对于澳大利亚的创业、科技、金融等各个商业领域的独到见解与感悟。
《拾分》，希望能让您听到澳大利亚财经界最有价值的声音。
银行业高管，无论在世界哪一个国家，总是一份令人羡慕的金领职业。更不谈是跨国就业、32岁就做到澳新银行（ANZ）北京分行的行长。
莫畏（Wayne Mo），在中澳两国的银行界工作了整整21年。2001年，他加入澳新银行（ANZ）上海分行，最终任职澳新银行REI(全球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执行董事兼总行中国业务主管——成为澳洲华人在银行业获得的最高职位之一，可以说成为了所有华人银行从业者的“天花板”。
然而，人到中年，危机感“不请自来”。为了寻求人生突破，莫畏毅然放弃稳定的高管职位，加入一家中资企业，参与到他们正在进行的对全澳也是全球最大牧场的收购中。然而，政界风云突变，收购案不断受阻，莫畏告诉老板，继续竞争将无法获利。决策正确，却几乎让自己失业。
从澳大利亚到中国香港再到南美，纵横四海做并购投资之后，莫畏再次回到这片土地，来到一家具有“中资基因”的公司——Aqualand集团，创建了金融投资平台AL Capital。
经历了三次事业转型，在职业发展与家庭生活之间，莫畏是如何寻求平衡，做到从容取舍的？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疫情，他对公司管理和市场变化又有哪些新的看法？一度站在中资在澳投资的“风口浪尖”上，而在目前充满挑战的中澳关系背景下，他对中资在澳的前景又有哪些判断？
以下为《澳财访谈》系列节目【拾分】第三期——AL Capital首席执行官莫畏先生的采访内容整理，视频节目请扫下方二维码观看。（博满澳财分别在2019年和2021年对莫畏先生进行了两次采访）
中年危与机：打破自己创造的天花板（2019年采访部分）
问：在十几年前，作为华人，是如何做到澳新银行REI执行董事兼中国区主管的？
莫畏：我是在2001年加入澳新银行上海分行，担任过上海分行的副行长，然后又调任北京分行行长了一段时间。
后来来到澳大利亚总部，可以说是通过自己lobby（游说），争取而来。
当时，澳新银行的机构银行（Institutional Banking），还没有一个中国业务部门。但我在管理北京分行时，觉察到一个趋势：就是中国企业往外走的步伐越来越大，而澳洲是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对于银行，这些企业是很重要的客户，我在北京分行恰好是服务这些客户的。
而我个人由于家庭原因（太太是澳大利亚人），希望能前往澳大利亚生活。并且，那时我已在澳新银行的中国分支工作了许多年，累积了一定外资银行的从业经验，在职业道路上想要更进一步。
在北京分行的工作中，我和总部各个部门的领导已经比较熟悉，因此自己做了一些准备，并积极和各部门领导沟通，推销“中国业务部”这个概念。
我比较幸运，在当时中资进入澳大利亚的大背景下，公司高层接受了我的建议。我就来到澳大利亚，建立中国业务部门。
最初的时候，整个澳大利亚机构银行的中国客户只有两家，整体营收低于200万澳元。但在我们和各个部门同事不断的合作努力下，加之中资在澳投资掀起热潮，我们的业务确实发展很快。等我离开时，中国客户的数量已经倒到20-30个，整体营收超过4500万澳元。从专注矿业，发展到石油、天然气，农业，以及房地产等更为多元化的机构客户组成。
问：在银行业工作了15年之后，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辞职，加入一家中资背景的企业的？
莫畏：开玩笑的话，是因为中年危机。如果严肃地说，也就是人到了一定年龄，会自己给自己压力，想要寻求突破。
就我个人而言，事业可以算比较顺利。做澳新银行北京分行行长时是32岁，算相对年轻就做到了管理层职务。后来也如愿来到澳大利亚。
但过了40岁，我发现自己陷入了瓶颈。虽然职务已经到了执行董事（executive director），但我还不甘心职业生涯就到此为止，还希望再能有一个跨越。而且，我看到整个银行业正面临一些压力，因为市场对资本的回报率要求越来越高，可银行业的增长亮点并不太多。
所以，我从职业规划的角度，开始考虑如何转型，去开启新的职业道路。
在银行业继续发展，澳大利亚的机会恐怕不多。但我的家庭在墨尔本生活了近10年，衡量家庭需求，我仍希望继续留在澳大利亚。
因此，基于我有中国和澳大利亚两方面的行业经验，就想选择去一家有中资背景的企业做澳大利亚的高管，便有意识地开始寻找机会。
经由一个好朋友介绍，中国的民营企业上海鹏欣集团当时正在收购世界上最大的牧场——澳大利亚基德曼（Kidman）牧场，收购已接近尾声，就差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审批。公司急需一位澳大利亚的首席执行官（CEO），帮助董事会监管收购企业的运营，并进行其他收购。
我有幸，和我在该公司的老板姜先生，在北京就有过一面之缘。再次见面，大家也相谈甚欢，我的背景和他们的需求确实很契合。
就这样，我从银行离职，开始了新的工作。
在一家机构工作了15年，离开的时候还是有些感慨。其实我对澳新银行的忠诚度还是很高，很有感情。毕竟是公司给了我很多机会，让我在上海、北京、新加坡和墨尔本工作过。
而后来新工作的发展出乎我的意料，发生了各种曲折——因为那一年（2016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突然提前大选，我们的收购突然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
就在我入职两周后，看到一条新闻：参众两院解散（double dissolution），联邦大选提前。当时，我就立刻发消息给我当时的新老板说，“我们Kidman的批文看来下不来了。”
事实如我所料，当时的联邦财长，也就是现在的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否决了Kidman农场的收购案。
当时我们还是继续非常坚持地在背后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当时澳大利亚首富吉娜莱因哈特（Gina Rinehart）和其他财团成员方不仅给出了更高的价格，还给出了澳大利亚企业占比更大的股权结构。看到他们的报价，我向老板建议，这个价格实际的经济收益已不明显，“我们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应当退出竞争。
虽然是我力主退出交易，但一个结果就是，我在澳大利亚的工作没了。因为作为一家中资企业，当时公司在这里没有太多资产需要管理。不过，我的老板对我非常好，认为我在半年多中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向我表示，如果我愿意，可以选择去香港做全球并购（M&A）的首席投资官。
后来，他把原本要投资在澳大利亚的5-6亿美元投去了巴西——另一个南半球的农业大国。而我，也因此前后搬到了中国香港和南美，开始了全新的职业旅程。
问：现在您协助有中国基因的澳大利亚集团Aqualand，创建了金融投资平台，这一次的转型又是如何发生的？
莫畏：这说来也很幸运。因为前往南美以后，无论在那里还是面向全球所做的投资工作，都需要投入大量精力，无法照顾家庭。我本身又是个家庭观念比较重的人，我的家庭也比较希望重新回到澳大利亚长期生活。所以，两者之间有些难以取舍。
其实，当时在南美投资也有其他国内大型企业集团，比如上海复兴集团的郭总（郭广昌）也曾给我很有诱惑力的offer（邀约）。
但最后，因为考虑到家庭的需求，还是优先考虑回澳大利亚的机会。这也非常感谢我长期的导师，澳中关系的政商界领袖，史伟立阁下（Hon.Warwick Smith AO）给我介绍了Aqualand的工作机会，他现在是我们的董事会主席。
大约是两年前，经过了非常短暂的沟通，我就决定接受这个工作，回到了澳大利亚悉尼，去创建AL Capital。
经过了很短的时间，我们的团队已经初见规模。现在有十几位职业经理人，分别来自法国、荷兰、南非、印度、越南、新加坡等国家，就像一个小小的“联合国”。他们大多都有是有国际经验的资深银行从业人员或基金经理。我们开玩笑说，我们这些的银行、基金从业经验加起来都要超过200岁。
作为家族办公室，我们目前的投资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在二级市场做一些股票投资，大多数为澳大利亚ASX 100的股票；二是做私募（PE）投资，但和一般私募不同，我们更多是做财务投资者，去投资一些高成长性的企业，并参与到公司的运营中，利用集团的内在资源帮助企业成长。
人生平衡点：把稳大方向，做好取与舍
问：您长期担任公司高管，工作繁忙，但又很重视家庭，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莫畏：我觉得工作和家庭的平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每一个阶段，都必须要做好取舍。
首先，如中国一直讨论的“996”，长期来看，这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是不是可以持续，自己需要有个度。其次，你付出更多精力在事业上，那么毕竟家庭就会受到一些损失。当你意识到你可能会失去家庭的支持，也要懂得取舍。
以及PWC中国业务主管合伙人张恺（左）
我当初在中国香港和南美做决定回到澳大利亚，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我一直强调我们非常幸运，澳大利亚是一个比较崇尚于职业和家庭平衡的地方。从整个社会层面，就给我们一个相对较为宽松的环境。
当然，比如我在2008年选择来澳大利亚，也会有很多人说你在北京行长当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就是一个人的取舍。当你做出大方向的选择后，再争取在现有平台上做得更好。
问: 中澳的职场环境肯定有很大的区别，您是如何在这种文化夹层中寻找到平衡点的？
莫畏：我认为应该从主流的角度来思考。比如在这里的企业，其实就是一家澳大利亚的企业，目标是澳大利亚的市场。作为澳大利亚的企业公民，要对整个社会做出回馈。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无论是个人职业生涯的定位，还是公司的定位，都更容易在社会当中取得成功。
我个人，的确在中澳文化的夹层当中生活了很久。因为我的家庭是中澳联姻——我夫人是澳大利亚人，所以我也拥有一个多元文化的家庭。
可以说，对文化冲突的处理贯穿了我过去20年的人生。在面对文化差异时，找好平衡点，进行两方面文化的融合和理解非常重要。
在中国的澳新银行时，我就是它的本地化的受益者。因为本地员工，了解当地情况，如果又能理解总行的语言和文化，往往最容易获得认可。
在我服务中资企业，帮助他们到澳投资时，也看到很多企业走了不少弯路。其中，有些公司希望把中国的一套照搬到澳大利亚来；有些则是把中国的管理层派过来学习这里的模式。如果中国管理层能够适应澳大利亚的方式，公司就能取得成功；但是照搬中国模式，往往适得其反，无法成功。
过去2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我非常希望能够创造一种能把两方面融合得比较好的模式。
我觉得，Aqualand现在已经比较接近这种模式：我们的员工团队里有70%左右是本地员工，30%左右是像我这样有中国背景、双语能力、又对澳洲市场非常了解的员工。我们以一种澳大利亚公司的身份在运营，同时又借鉴了中国母公司的现有优势，希望能够打造出比较成功的模式。
疫情与中澳，现在与未来（2021年9月补充采访）
问: 2020-2021年，全球都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变数——新冠疫情，金融投资领域也同样经历了很大的起伏。您的公司在疫情之初是否面临过一些未曾预料的困难？如果有，又是如何解决的？
莫畏：新冠疫情，可以说是是二战以来最严重、影响力最大的一次全球性自然灾害。这不仅对各国的卫生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更是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比较幸运的是我们所在的金融行业，对适应远程办公的能力和可行性相对比较强，交易平台都是在线上，所以我们在第一次封城时，就转向了居家办公；由于公司的IT基础设施比较完备，我们在家利用彭博，FACTSET等系统进行交易，并利用各种工具和软件保持了团队之间很好的沟通，所以从办公室到家庭办公室（Home Office）的转型比较顺畅。
当然，即使网上工作是可行和高效的，我们依然怀念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面对面交流的思维碰撞带来的火花。在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疫情控制较好的期间，我们还是在自愿的前提下，部分恢复了办公室的工作，并为愿意来办公室上班的员工提供了免费车位等福利，减少他们上下班使用公交带来的传染风险，并在办公场所提供大量的口罩，消毒剂等防护设备给员工。
直到这波疫情来袭我们重新居家办公，这些转换基本没有对我们的生产效率有太大的影响。
宏观方面，疫情当然对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波动，但波动同时带来了机遇。由于我们的投资为多空结合，授权比较灵活，所以在疫情之初，武汉市疫情严重但尚未影响全球时，我们就对疫情的扩散作了预判，并比较早的对一些旅行相关的个股，如Qantas，Flight Center，Corporate Travel等进行做空操作，所以在第一波疫情来袭、股市大跌时，我们反而取得了很好的收益。而在去年下半年美国大选拜登初现当选势头时，我们又调整仓位，全线做多，所以去年整年取得了25%以上的回报率。
我们的私募部门，在疫情来临前后也做了多个私募投资。总体来说投资标的公司在疫情期间，受到的冲击较小，并都取得了很好的发展。
和大家一样，我也期待疫情的早日好转，封城早日结束，可以恢复到我们所热爱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之中。
问: 后疫情时代，您比较看好哪些投资领域？
莫畏：从长远看，一些新的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已经改变或即将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对这些有突破性潜力的公司也非常感兴趣，不管是在私募市场上还是在上市公司中，我们都在不断寻找这类新兴科技企业，来长期持有。
此外，ESG和节能环保也是一个大的趋势，在这场变革中会必然“几家欢喜几家愁”，这也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领域。
问: 2019年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澳之间经济具有较大的互补性，对于中资在澳投资方案，您当时比较看好高端消费品、服务业（金融服务业）、房地产行业，还有澳洲传统优势行业如石油、天然气、矿业资源等。但从去年3月疫情爆发以来，中澳关系就持续紧张，您现在对中资在澳投资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还有什么行业或投资方向，您觉得未来中资仍有机会？
莫畏：现在回头看，2019年说的这些行业，确实比较经得起时间考验。除了少数高端消费品如红酒、奶粉受到关税等限制、冲击比较大外，其余提及的产业都有不错的成长。
金融服务业中一些新业态公司，如先买后付（BNPL）型公司，估值一飞冲天；传统金融行业，如银行股，在新冠来袭后经过短暂低迷后，迅速恢复到了历史高位。房地产行业，特别是住宅和工业地产，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不断创下新高。铁矿和多种矿产大宗商品相关股票也都在后疫情时代涨幅强劲，Fortescue Metals Group，BHP等公司纷纷给出创纪录的股息分红。这些现象还是支持了“长期供求关系和长期趋势，必将战胜短期波动”的论点。
近年来，中澳外交和政治的紧张关系确实客观存在，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涉及多个层次的原因，可能在短期内也不一定能够立刻解决。由于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在此我不作评述。
从经济方面看，虽然双方政府都出台了一些投资和贸易方面的限制措施，但我依然认为这不改变两国经济长期互补的客观现实。
可以看到，过去一两年来，即使在比较负面的双边关系背景下，又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但澳大利亚对中国的铁矿石出口依然量价双双上涨，双面贸易额也继续居高不下，这也部分地体现了供求关系。比较优势还是决定经贸关系最重要的推动力。
有的政治家宣传澳大利亚要做好贸易多元化，把贸易从中国这个第一大贸易伙伴上分散出去，但在我看来，这不科学也不现实。与我有沟通的很多当地商界的重量级人物，对这个问题都有很清晰的认识，不断在致力于把经贸关系与政治外交关系区分开来，这才是对两国人民和经济发展最为有利的一条出路。
诚然，由于疫情以来FIRB出台了一些新的限制，加上近年来国内对海外投资加强了管控，国内来澳投资的金额大幅跳水，去年中国直接投资已从最高峰的175亿澳元，下跌到了25亿澳元。法规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加上新冠带来的不确定性，都是导致这种下滑的直接原因。
但我觉得，一是潜在的供求关系带来的贸易投资机会，从中长期来看依然存在；二是，双边关系受一些特殊情况导致的紧张，终会在时间的推移下得到或多或少的改善。
短期内，中资在敏感行业的战略投资确实阻力重重。但是，暂时的困难，并不妨碍长期的趋势。我认为，中澳投资的低谷终将过去，我也期待不久的将来看到，中国在澳投资的逐渐复苏。
至于行业机会，当然会跟着市场的变化而改变。但总的来说，供求互补性强的行业，或成长性强、创新性强、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对所有的跨国投资者、或本国投资者都具有吸引力和投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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