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概要：澳联储时隔12年首次加息。尽管现任总理莫里森说，加息不是政治问题。然而，无法否认的是，加息恐怕还是会对大选产生影响。同时，在悉尼、墨尔本、珀斯等地的一些自由党议员的选区中，涌现一大批独立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已获得了不少支持，严重威胁自由党议员的连任。在这样的多重夹击之下，莫里森率领的联盟党（以自由党为主）选情确实有些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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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澳大利亚大选投票日。5月3日，澳联储时隔12年首次加息。
澳联储上一次在选举期间宣布加息发生在2007年。当时的总理霍华德不仅加息后民调下降，几周后输给了工党领袖陆克文。
尽管现任总理莫里森说，加息不是政治问题。然而，无法否认的是，加息恐怕还是会对大选产生影响。
毕竟，加了息，让有房贷的人“压力山大”；不加息，通胀上升，万物涨价，谁也不会太高兴。
扣在自由党头上的紧箍咒还不止加息。在悉尼、墨尔本、珀斯等地的一些自由党议员的选区中，涌现一大批独立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多为“白富美”，力主改善气候变化，走的是精英路线，已获得了不少支持，严重威胁自由党议员的连任。
在这样的多重夹击之下，莫里森率领的联盟党（以自由党为主）选情确实有些岌岌可危。
加息影响自由党选票？
在加息之后，那些背负房贷的选民数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35%）的选区，其选情恐怕都要受到影响。如珀斯的Pearce（55%有房贷）；墨尔本北郊McEwen（50%有房贷）；悉尼的Greenway（45.7%有房贷）等。
以Pearce为例，这个选区以医院、超市、矿业的技术人员为主，从1990年以来一直是自由党选区。选区房屋中位价在过去两年涨了15.7%。但加息之后，这个选区的选情出现了变化。
自由党议员琳达·艾特肯（Linda Aitken）原本的预估优势为5%，但根据Sportsbet的数据，目前工党候选人特蕾西·罗伯茨（Tracey Roberts）的赔率仅为1.40，而Linda Aitken的赔率为2.75，几乎是前者的两倍。可见市场认为，工党在这个选区胜出的可能性更大。
事实上，本次加息25个基点，只会让60万澳元的浮动利率房贷每月增加81澳元的还款，本身对家庭影响不大。
然而，对于未来不断加息的预期，肯定让很多人对自己的生活成本增加更为忧虑。
民调机构表示，生活成本是选民主要关心的问题，4月份，50%的选民将其列为三大关注事项首位，其次分别是医疗保健（39%）和经济（32%）。
选民如此关心，朝野两党自然不愿放过以此“做文章”的机会。
工党不断指责莫里森政府此前推出的补贴政策，进一步使得通胀失控，而与此同时却没有推动工资的增长，使得民众生活更加捉襟见肘。
莫里森则否认现任政府对高通胀和加息有责任，他抓住工党党首阿尔巴尼斯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无法答出失业率和官方利率的问题，攻击工党在经济管理方面“一贯无能”。
博满澳财首席投资官魏睿昊指出，澳联储之所以加息，是因为全球和澳大利亚的通货膨胀不断上升。而本次通胀高企，主要是由疫情影响了全球的供应链导致。
纵观联盟党政府在疫情期间的决策，前期推出的留职补助（JobKeeper）政策，尽管财务成本很高，增加了大量政府债务，但确实保障了民众的收入和企业的现金流，帮助澳大利亚的经济更快从疫情中走出来。
然而，到了今年预算案，莫里森政府仍旧采取简单粗暴的“撒钱政策”，在当前通胀压力巨大、失业率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无疑是“火上浇油”，不得不说是“拉票”政策，忽视了国家的长久发展。
自由党比工党会“搞经济”吗？
在澳大利亚一直有一种观点：自由党比工党会“搞经济”。
因为自由党更支持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往往从保障市场的自主性出发，主张修复财政赤字、减少税收等。
事实是否如此呢？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从1949年第四季度到2018年第二季度的235个季度中，2/3时间为自由党执政，1/3时间为工党执政。
从平均经济增速看，自由党执政期间确实高于工党，这主要得益于霍华德（Howard）时期和弗雷泽（Fraser）时期的高速增长，以及战后经济的复苏。
尤其是二战以后执政时间最长的霍华德，作为一名经济自由主义者，一直致力于扭转澳大利亚1990年代的财政赤字情况，缓解经济困局。在其任期，澳大利亚平均年GDP增长达到3.6%，政府偿还了960亿澳元的债务，并实现了财政盈余。
但是，工党中同样涌现过如霍克（Hwake）和基廷（Keating）这样擅于“搞经济”的总理。
如1983年到1991年历任总理的霍克，曾是历史上支持率最高的总理之一。在他执政初期就推行澳元汇率自由浮动，并且极大地开放本地经济，加入全球竞争；他不仅推动亚太经合组织的建立，被称为“APEC之父”；并百余次访华，对促进中澳关系起到决定性作用。
而霍克的继任者基廷则更是一手建立了澳大利亚强制性养老金体系，并让养老金入市成为市场最大的基石，保障了澳大利亚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并改变了澳大利亚在全球资本市场的地位。
即便在近20年中，陆克文（Kevin Rudd）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及时采取经济刺激政策，带领澳大利亚避免经济衰退。当然，这也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财政赤字。
事实上，由于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现任莫里森政府也不得不举债度日，这恐怕是在应对危机时无可避免的情况。
魏睿昊认为，不能简单地评论自由党还是工党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还是要看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
两党政策比较：通胀、外交、移民、气候变化
本次无论联盟党连任，还是工党上台，都将面临内外较为严峻的经济环境。联盟党和工党的财长也均表示，高通胀下，无论谁当选都将面临严峻挑战。
然而，在多次两党的辩论中，双方都没有提出重大改革来应对新出现的全球通胀问题，以及政府债务不断上升的问题。
从此前两党公布的经济政策看，在提升工资和控制生活成本的措施上：联盟党希望继续推行减税，降低燃油税、发放250澳元现金救济；工党也支持降低燃油税， 并增加46.5万个免费TAFE 名额，以弥补技术工人的缺口。
在最近的辩论中，莫里森所强调的是，因为现任政府的努力，失业率才降至48年最低， 而对生活成本上涨的最好解决方案，“就是保障工作岗位”。阿尔巴尼斯则不断批评，现任政府没有增加工资的计划，并表示支持根据通胀，将最低工资提高5.1%。
在外交上，双方的立场差别并不大。对于中国，目前两党均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莫里森将国家安全作为其连任纲领的核心部分，而工党则急于避免在外交政策上显得软弱。
莫里森甚至说出：“美国的立场也是我们的立场”，表示将积极维护地区安全；阿尔巴尼斯指责自由党未能处理好地区关系，其中包括将达尔文港出租给中国企业。
（上图）5月8日，莫里森和阿尔巴尼斯在9频道进行了第二次竞选辩论，在收听或收看并投票的人中，49%的人支持阿尔巴尼斯，莫里森的支持率为45%，有6%的观众犹豫不决。
在移民政策上，工党的态度相较联盟党更为灵活一些。
联盟党此前宣布增加3万个技术移民配额，但减少了相应的家庭移民配额，总体变动不大。
工党则在4月初曾表示希望推动移民改革，让外国临时移民更容易成为永久居民。并且宣布将创建新的“太平洋参与签证”，通过抽签制度，每年向一定数量的太平洋岛国民提供永久居留权，既加强区域的人员互动，也为澳大利亚争取更多劳动力。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工党的政策也相对更积极一些。
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基础上，联盟党没有承诺改变其2030年减排26-28%的目标。政府将积极发展“低排放技术”，例如碳捕获和储存、低排放钢铁生产、降低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等。
工党则承诺在2030年实现减排43%的目标。其主要减排计划包括：投资绿色金属生产（即利用可再生能源生产金属），使电动汽车更便宜，升级电网以使其能够接纳更多可再生能源，并在全国各地安装社区电池和太阳能储存器。
在魏睿昊看来，澳大利亚确实需要在这轮新能源革新中发展更多相应技术，改变产业结构，这样才能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大选大变数：独立候选人
对于联盟党而言，除了“老对手”工党以外，还面临另外一群人的挑战。
在澳大利亚一些最富有的选区，从珀斯、阿德莱德到悉尼、墨尔本等，很多选区出现一批独立候选人。他们被称为“teal independents”，茶色，介于绿色和蓝色之间。
独立候选人多数是白人女性，专业人士，在社区有一定知名度，无党派。所在社区往往是自由党选区。比如:竞选维州Kooyong席位的莫妮克·瑞恩（Monique Ryan）是一名儿童神经医学专家，Goldstein的候选人佐伊丹尼尔（Zoe Daniel）是记者；竞选新州Wentworth席位的阿莱格拉·斯彭德（Allegra Spender）曾在麦肯锡和英国财政部担任研究员，North Sydney的候选人凯莉·廷克（Kylea Tink）是数家慈善筹款机构的首席执行官。
根据Climate 200网站，在全澳170个选区中，目前有22个独立候选人（包括4名现任议员）人选。
独立候选人的出现，极大地威胁了当地自由党议员的选情。即便是现任财长乔什·弗莱登伯格（Josh Frydenberg）已经担任议员12年的选区Kooyong，独立候选人莫妮克·瑞恩（Monique Ryan）的支持率正在不断升高，已经严重威胁到财长连任。
独立候选人在澳大利亚政治中并不是什么新名词，他们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联邦选举中起起落落。
为什么现阶段会出现那么多独立候选人？这可能表明，部分选民对于现行的政党体制较为失望。
以往，澳大利亚政党体系趋于稳定，独立候选人的空间比较小。如果回到1970年代，两大政党的获票率能达到90%，而在1990年代跌破了80%，目前则已经跌破70%。越来越多的选民对两党感到失望，转而寻求支持独立议员，更看重他们的独立性和政治上的相对“清白”，以及希望借此推动变革。
独立候选人的选举纲领也较为接近：因为不满自由党应对气候变化、改善性别平等、建立廉洁政府等的相关政策，本人又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因而参加选举。
气候变化是独立候选人最关心的议题。他们认为目前的政策过于保守，无法帮助澳大利亚应对由此造成的影响。比如Kooyong选区的独立候选人莫妮克·瑞恩（Monique Ryan）的主要竞选政策之一：就是支持新州独立议员扎利·斯蒂格尔（Zali Steggall）的减排目标，在2030年至少减排60%。
有人指出，独立候选人的政策都是针对特定的自由党选民“量身定制”，他们往往会挖掘出一些自由党选民认为政府做得不够的地方。
也有人质疑，独立候选人群体的政策如此接近，是否具有一个共同政党的雏形。不过，从目前看来，这些候选人往往在当地名声显赫，他们也都是利用自己个人名义参选。
但由于独立候选人的政策实际上和工党、绿党有相近之处，因此他们就很少出现在这两党议员的选区。实际上，他们所在的选区，无论工党还是绿党，都很难赢得席位。而击败一个不太受欢迎的现任自由党议员则相对容易一些。
由于独立候选人数较2019年又明显上升，魏睿昊认为，未来可能将对大选的最终结果产生较大影响。
过多的独立议员出现，可能使得当选的政党，由于议员席位不够，甚至无法和其他小党派一起组建多数党，只能组建少数派政党，进而造成“悬浮议会”（Hung Parliament）。
一个“弱势”的政府恐怕并不是民众想看到的。因为这意味着，以后这届政府想推行任何政策，都可能遇到更大的阻力。
不过，每次选举都会有关于悬浮议会的预测。随着中间派、独立派的壮大，这种可能性确实越来越大。但我们毕竟离选举日还有一周多的时间，尽管目前工党民调领先，一切还需要等待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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