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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近期，印度裔人士在美国科技公司中晋升成为首席执行官的例子屡见不鲜。不仅如此，众多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科技巨头均由印裔人才掌管。相较之下，担任企业领袖的华裔精英却屈指可数。那么，印度裔相比于华裔优势在哪里？在澳洲，少数族裔精英在向领导人席位拼搏的路上是否存在其他阻碍呢？
本月初，美国科技巨头推特（Twitter）换帅，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的帕拉格·阿格拉瓦尔（Parag Agrawal）成为新任首席执行官（CEO），特斯拉老板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推特上总结道：印度人才让美国受益匪浅！
近年来，在美国的科技公司中，越来越多的印裔人士晋升成为首席执行官。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带领微软转型云计算的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和已经接管谷歌母公司Alphabet超过6年的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
除此以外，还有众多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科技巨头均由印裔人才掌管。
相比之下，在美国硅谷，华裔担任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或其他高管职位的人数，似乎明显低于印度裔的数量。
在澳大利亚也有类似的情况。当地不少在澳交所（ASX）上市的大型公司中，有不少澳籍印度裔首席执行官。但华裔成为这类型企业的“最高领导人”并不常见。也因此，在英语中出现了一个单词“bamboo ceiling”——竹子天花板，指亚裔，尤其指东亚裔在西方世界职场上遭遇的一种无形升职障碍。
37岁的Parag Agrawal成为推特首席执行官，再次把一个问题推到我们面前：为何印度裔可以在美国、澳大利亚获得企业的高级职位，而华裔仍在面对“竹子天花板”？
谁是帕拉格·阿格拉瓦尔？
根据彭博（Bloomberg）数据，Parag Agrawal现年37岁，曾在印度理工学院获得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士学位，并在斯坦福大学获得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他于2011年加入推特，此前一路晋升成为首席技术官，曾参与了推特的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研发。现在，他已成为标普500上市公司中最年轻的首席执行官。
在加入推特之前，他曾在微软、雅虎和美国电信巨头AT&T工作，轮换过各种研究岗位。
据美国媒体报道，作为推特首席执行官，Agrawal将获得100万美元（140万澳元）的年薪，并有机会获得高达工资150%的年度绩效奖金。换言之，他每年全部薪酬可高达250万美元。另外，Agrawal还将获得了价值1250万美元的股票奖励，从2022年2月1日开始分16个季度兑现。
获任命后，Agrawal在推特上公布了他写给前任首席执行官 杰克·多西（Jack Dorsey）和全公司的邮件:“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甚至比以前更加关注。这是因为他们关心推特和人类的未来，这表明我们在推特的工作很重要。”
澳洲印度裔CEO越来越多
相比美国，在澳大利亚，顶级上市公司中，首席执行官来自其他少数文化背景的要少一些。
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报道，由Watermark Search国际和治理研究所发布了一份2021年澳大利亚公司董事会多样性指数的波高，对300个组织、以及2000多名董事会成员进行了调研，涉及五类多样性，即性别、文化背景、技能、年龄和任期、以及独立性。
报告表示：“有证据表明，亚裔董事人数正在增加，但相对于亚洲市场的重要性和澳大利亚人口结构变化情况而言，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而在澳大利亚公司增加的亚裔企业领袖中，包括印度裔在内的南亚文化背景的管理者增加较多，其中有（不完整）：
- 麦格理集团首席执行官谢马拉·维克拉马纳亚克（Shemara Wikramanayake）
- Stockland董事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塔伦·古普塔（Tarun Gupta）
- Orica董事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桑吉夫·甘地（Sanjeev Gandhi）
- Link集团首席执行官维维克·巴蒂亚（Vivek Bhatia）
- Pact董事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桑杰·达亚尔（Sanjay Dayal）
- Newcrest董事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桑迪普·比斯瓦斯（Sandeep Biswas）
- Cleanaway首席执行官维克·班萨尔（Vik Bansal）
而华裔屈指可数，较有知名的仅有：澳洲电信公司（TPG）的创始人兼董事长张大卫（David Teoh，已于今年卸任首席执行官一职），零工经济平台Airtasker的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Tim Fung，以及金融科技公司空中云汇（Airwallex）的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Jack Zhang等。
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都是公司的创始人，而非通过职业聘用渠道进入公司的高级经理人。
同样是移民群体，这样的差别是如何形成的？
印度裔优势在哪里
对于造成印度裔和华裔在职场不同境遇的原因，网上通常有以下几种分析：
第一是语言，英语是印度官方语言之一，因此毋庸置疑印裔有更强的语言优势；
第二是印度人的沟通能力普遍较强，善于和不同的人打交道，虽然务虚成份多，但也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名声，而华裔偏向务实，满足于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声量相比起来要小很多；
第三是印度裔在公司中更愿意相互提携，尽管有“拉帮结派”之嫌，但也因此弥补了少数族裔在职场的弱势。
事实上，除了以上三点，也有一些澳大利亚的特殊因素。
首先，前维州州长、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主席泰德·贝利厄（Ted Baillieu）指出，印度裔首席执行官的增多反映出印度的影响力上升、与澳大利亚的关系走强。最近，四方联盟（Quad）承诺加强印太地区合作也反映了这一点。
其次，国际局势的变化对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影响也有所不同。
作为Lendlease前首席财务官、现任Stockland 首席执行官Gupta在上世纪90年代来到澳留学。他不断在媒体上强调：印度移民“历经千锤百炼，他们身上拥有难以置信的韧性和适应能力。”
图/The Australian
来澳大利亚工作之前，Gupta在10个城市、4所大学和7所中学待过。等到大学毕业，他发现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我能感觉到，我想其他人也能注意到。”澳大利亚开始紧跟美国的趋势。当美国《财富》500强企业中越来越多印度裔的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的商业界似乎也开始有所变化。
Link集团首席执行官Vivek Bhatia还分析了板球在印度人来澳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跟很多人一样，他热爱板球，小时候观看世界板球系列赛，因而对澳大利亚产生了解，成为后来他来澳的一个原因。
此外，印度族群移民澳大利亚大多是在1990和2000年代初，而移民美国则要早20年。最初来到一个新地方，人们往往会在社会较低阶层工作。但到第二代移民，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明显改变。
现在每25个澳大利亚人中就有一个有印度血统。印度与澳大利亚的前贸易总额并不算很高。但在Bhatia看来，印度很快就会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少数族裔无法担任领导人”偏见仍在
尽管，印度裔逐渐更多地出现在澳大利亚大企业的管理层。当地在近几年也开始越来越重视文化多样性，但仍有很远的路要走。
事实上，前文提到的澳大利亚董事会多样性报告研究指出：“澳大利亚董事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流行英美和欧洲背景”，受调研的90%董事仍然具有盎格鲁—凯尔特或欧洲背景。
在澳大利亚，目前整个社会仍在努力克服“白人澳大利亚政策”导致的遗留问题，其中就包括“认为少数民族社区人士无法担任领导人。”
很多少数族裔人才“在澳大利亚大学毕业，在澳大利亚公司工作，但后来碰到天花板，无法超越。”
澳大利亚多样性委员会主席Ming Long表示，她希望澳大利亚有更多董事会效仿硅谷，承认亚洲国家可以培养出杰出的人才。
从目前澳大利亚严重的劳动力短缺来看，当地尚未跟随趋势在全球范围内挖掘人才。如果反思当地科技等领域企业的人员构成，就会发现，澳大利亚并没有着眼于那些“近在眼前”——东南亚、东北亚的人才。
可以说，在人才招募和储备上，澳大利亚已经被其他发达国家甩开。只有足够开放的人才引进态度和政策才能改变这一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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