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概要：支巧玲（Helen Zhi Dent）在全球四大顶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毕马威（KPMG）工作了18年，是KPMG澳大利亚中国业务部的主管合伙人。她之所以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到现在，正是她愿意接受人生的挑战，不断去探索自己并不熟悉的世界。Helen不认为某一次的熠熠生辉就能换取成功，而相信只有在每天的精进中，才能持续地有所收获。她说，成功的路不只一条，“五颜六色的成功是更美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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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时候，人对未知的世界总是又恐惧又好奇。当支巧玲（Helen Zhi Dent）放弃稳定的体制内工作，准备到一个陌生的国度——英国——去开启新的人生，她的内心多少有些慌乱，但这一切带来的兴奋与希望，让她义无反顾地选择向前。
如今，Helen已经在全球四大顶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毕马威（KPMG）工作了18年，是KPMG澳大利亚中国业务部的主管合伙人。她之所以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到现在，正是她愿意接受人生的挑战，不断去探索自己并不熟悉的世界。
刚刚进入KPMG时，Helen所在的业务领域尚属空白，没有人帮她界定工作范围，也没有人能够给予指导，一切全靠自己的摸索。不过，Helen说这也是自己很喜欢这份工作的原因——“在KPMG这样一个成熟的体系里面”，她拥有自由发展的权限，能够自己设定学习和工作目标，一点一滴把业务建立起来。
在事业上升期，为了爱情，Helen从英国搬到澳大利亚。最初，面对新同事对自己的不理解和不支持，她也曾感到沮丧。但她强迫自己静下心，专注于做好自己认为重要的事。
通过每一天的努力，她获得了团队的认可，在进入KPMG澳大利亚一年半以后，她就被提升为合伙人，中国业务部的负责人。
疫情之下，中澳关系不断恶化，面对业务难以推进，许多明明很好的机会却因为政策原因进展缓慢，Helen正视这种不确定性。她开始不断学习宏观经济与政治带来的影响，消化大时代的动荡，从中寻找新的契机。
Helen不认为某一次的熠熠生辉就能换取成功，而相信只有在每天的精进中，才能持续地有所收获。她说，成功的路不只一条，“五颜六色的成功是更美丽的”。
以下为《澳财访谈》系列节目【拾分】——KPMG澳大利亚中国业务部全国主管合伙人支巧玲（Helen Zhi Dent）的采访视频，文字为采访内容整理。
问：您大学毕业在市外办工作，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你出国？
支巧玲：我在外办负责的工作是对欧洲，尤其是对英国的对接，所以对英国工商会特别熟悉。
有位跟我合作最多的英国商会总监，在做一个叫China Link的英国政府投资项目。我听说他要成立新的业务处，需要招六个人。
我就问他，会招中国人吗？他说，会啊。我又问，你会招现在还在中国的中国人吗？他就说，要视情况而定。
我直接问，“如果我申请会有机会吗？”真的是很偶然的机会，我自己毛遂自荐，然后就录取了。
当我要离开外办，其实最大的挑战是我要怎么跟我的领导去说这件事情。因为外办的领导对我确实很栽培，从我一进外办就送我去英国进修，我负责的业务部门也是最活跃的一个部门，有多关键的翻译任务、外派任务也好，都是由我出面。
年轻的时候给你机会就是对你最大的栽培，所以我去跟我领导去谈离职时非常忐忑。
领导跟我讲，你可以走，但要等六个月后陪书记去美国访问以后。可我知道六个月之后这个工作机会就没了。
尽管因为年轻，很难跟领导说不。而且我进入外办时间不长，一旦离开很多福利都会被收回。
但是，也正因为年轻，我认为自己遇到了一个难得机会，什么都可以放弃。但实际操作上，我要申办护照，必须得到外办领导签字。我真的挣扎了很久，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考量，最后还是鼓起勇气去找领导。
领导看出我 下定决心要走，出于对我的爱护，网开一面批准了我的申请，放手任我高飞。
我从办公室走开出来时，通往门卫楼的200米，我感觉就仿佛走向刑场的路。我想象万一自己出意外、生病，就再也没有依靠了。我当时毕竟只有26、27岁，一下子心里失去了安全感，是有一些慌乱的。
不过，我想自己有了两年的工作签，心里有希望，仿佛埋了一个种子，对未来有了新的期待：我终于要去英国工作了！我终于可以去另外一个平台上感受全新的体验！
那种兴奋感和伴着这种离开外办安全网的恐惧感同时存在，非常奇妙。
问：来到英国后,是什么样的机会加入了KPMG英国？
Helen：其实我在去英国时就知道我只有两年的工作签，我是要继续念书才行。
所以我在英国工作半年左右，就开始兼职学习工商管理学硕士（MBA），在MBA毕业之前，我就明确我一定要找其他正式的工作。
当时，我给我自己的定位非常简单，就是我要进一个国际大平台，做一份和中国相关的事情。谁有这样的平台，在和中国做业务，我就想去加入它。
通过在线搜索，以及我在念MBA时看到的一些案例分析，我就选定了一些相关的公司投简历，KPMG就是其中一家。
我对KPMG整体感觉很好，当时充满了憧憬，觉得这个公司所有的合伙人讲话都如此的有绅士风度，跟他们每次谈话的体验也都不一样。他们有中国所，中国的合伙人恰好到英国出差，顺道面试了我两轮。
问：正式加入英国KPMG之后，您其实算是第一位专门为中国投资人服务的负责人，在KPMG全球网络当中，作为年轻的负责人，会觉得“压力山大”吗？
Helen：其实当时所谓的负责人，就我一个，可以说我就是负责我自己，但所有的事也都需要我一个人负责。
加入的时候没有压力，只觉得一个很高的目标和梦想终于实现了，我要好好地提升自己，尽全力做出一番业绩。
我记得我在KPMG最开始将近三年的时间，几乎每天离开办公室时都会带着一摞材料，回家再去继续看，以了解KPMG、了解客户，了解他们所处的行业、KPMG相关的案例、以及我们以前如何跟客户沟通。
因为我的位置是全新的，很多人也不知道该怎么界定我的KPI，大家就给了我充分的时间，让我通过一年半载的工作，总结有什么观察和建议，做了那些事，取得哪些进步，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所以，我当时的工作一方面有很大的自由权限，另一方面则没有人指导，许多事都是需要我自己解决，明确自己到底要做什么，自己设定学习和业务上的目标。
其实到现在为止，我在KPMG的工作仍然是这样，这也是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很重要的原因。在KPMG这样一个非常成熟的大机器里面，我有机会在我一加入的第一天就很自由的平台，这确实很难得很独特。当然，因为没有指导，一切都需要自己摸索。
问：还记得是什么事情，让上司对你刮目相看吗？
Helen：我很相信每天的努力和精进，而不是期待在某件事上突然让人对我刮目相看。虽然这也很重要，但我事业的前进，不想依赖于个别特殊事件。
不过，确实有几个时刻，我觉得让我的领导突然意识到，这个小姑娘还是有潜力的。
我是12月初加入KPMG，来年的春节在2月，3月份我们就策划了一个活动，算是隆重推出KPMG的中国业务部（China Desk）。
我记得很清楚，我拿了满满一盒名片，坐在出租车去公司，我老板问我，“你今天晚上有什么计划？”我说，我今天晚上要用这一盒名片换一盒的名片回来。
我的目标明确，当天晚上就是我的机会，我要去认识更多我该认识的客户，然后跟进。而这首先取决于我晚上能够认识多少个客户。一盒名片有100张，我就是要全部交换出去。
那个晚上，我特意买了一条很漂亮的裙子，就希望自己在各方面给客户和同事们留下美好的印象。我不停地在场地里奔波，跟各种人打招呼，那真的是我终生难忘的夜晚。
第二天，我去见我的合伙人，我交换回来的名片摆满了一整桌。他说，“你做到了！”我能感受到他的认可。
问：2012年，您在KPMG迎来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加入了KPMG澳大利亚，是什么机缘巧合促成了这件事？
Helen：因为我先生Gary（当时还未结婚）在一家投行工作，金融危机以后，公司开始把视角放到亚太地区，想在澳大利亚成立新的银行团队，就派他来成立团队。最初以为就是一个三个月的短期工作，我想挺好的，正好到澳大利亚旅游。
谁知道，三个月后又延长到六个月，六个月后，他就很想留在澳大利亚，不想回伦敦了。
但是，当时对我来说，离开伦敦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的任务）”是根本连去想都不会想的选择。因为我不认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像伦敦那样精彩，对事业很有帮助的地方。
在伦敦，这个一个很精彩的地方，你会听到世界上最先进的信息，看到世界上最知名的商业人士、政界人士……各种新鲜的东西都能在伦敦见到和体会到。
可在英国，几乎听不到澳大利亚有任何的消息，除非有发洪水或者有山火的时候。而在澳大利亚旅游时，对于悉尼，除了muffin很大，菜的份量很足，是一个实惠的地方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印象。
所以那时我坚决不想来，想说服他回到伦敦。他也很照顾我的想法，飞回过伦敦两次，跟我解释为什么他这样选择。我们不停地争吵，期间有一度我也确实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做。
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时差很长，所以每天通话只有我早上刚起床和晚上要睡觉之前的一会儿。
我突然就问我自己：我如此喜欢我在伦敦的工作，伦敦是让我有归属感的社区，我为什么要走？但当时我已经三十多岁，我也问我自己，是遇到一个自己心仪的男人几率大，还是换一份喜欢的工作几率更大？
我真的反反复复斟酌，和父母、朋友都商量过。我父母并不支持我离开伦敦，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你疯了？你为什么要离开伦敦去澳大利亚？”
然而，有时候你真的需要倾听自己内心小小的声音。我当时的感受是，遇到我先生这样如此贴心、如此懂我的男人真的很难得，我不想重头再来。我在KPMG已经有五六年工作经验，让我有信心去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应聘任何一份工作。但我没有信心，能再遇到这样一个人。
想通了这件事，“that’s it（就是它了！）”，我就决定和Gary一起到澳大利亚。当我决定要走，我在伦敦的闺蜜都评价，“你疯了！”。
问：现在想来，来澳大利亚确实不是我的自主选择，但却是最好的安排。
Helen：其实我刚来澳大利亚时，犯了一个错误：我完全低估了从英国来澳大利亚工作给我的挑战。
因为我想澳大利亚是英联邦国家，讲英文，而且我从英国来澳大利亚KPMG的面试，感觉明显比我加入英国团队的面试要容易。
当时给我办手续的人事部的两位同事也全是从英国移民到澳大利亚的。他们都认为，我来了澳大利亚后肯定不想再回伦敦。所以，我完全低估了来澳大利亚工作文化上的挑战。
然而，到澳大利亚没有两个星期，就给我当头一棒。
我意识到，澳大利亚的工作环境、团队的实际情况和我在英国都非常不同。那时我认为我已经在这个领域工作六、七年，而悉尼办公室的人相对没有如此强的经验，但我发现很难说服同事按我的思路和方法来做事。大家要看为什么你说的就是对的，要看结果。
可结果需要时间，你需要每天强迫自己沉下心来，专注于做能够产生结果的工作上面，不去管别人的眼神、评价、是否给予支持等等，而去强调自己认为会议要怎么进行，需要哪些人参加，专心致志做你认为该做的事情。
过程真的是很难，但当你咬着牙挺过那段时间，很快这个局面就会转变。这一过程花了有一年多时间，前六个月是最难的。我下班回家会跟Gary（当时是未婚夫）讲述自己的遭遇，甚至哭了好几次，因为那种不被理解、不被支持，甚至被人排斥的感觉很差。
大家都不相信你，尤其是在你还没有做出成绩单，而职位又比其他人高时。当你面对职位更高的合伙人，他们又为什么要来倾听你遇到的挑战？其实这些都很正常，重要的是自己能够消化，并积极地面对。
问：来到澳大利亚一年半左右，你就被KPMG提升为合伙人，是怎样的契机？
Helen：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当时在外面参加客户的活动，突然我的秘书打电话让我赶紧回办公室，说老板要见我。
星期五下午三点多钟有什么事情要见我？我很疑惑，而且还有我“老板的老板”James Hunter在。
我第一个反应是：我做错了什么？但我很快就想，周五下午一般不会告诉你什么坏消息，应该是个好消息。
我到了办公室，他们就告诉我：“Helen，我们相信你有能力做我们中国业务部负责人。”
我很吃惊，因为我并没有申请过要做合伙人。
当时唯一的感觉就是——终于进入正轨了。终于大家开始相信我的做法，开始按照我做法进行，合伙人和同队同事也开始听取我的建议；客户开始认识我，主动打电话给我。我终于可以再重新大干一番了。
问：作为KPMG澳大利亚第一位中国大陆背景的合伙人，如果让您给自己当时的表现打分，会是多少分？
Helen：我是对自己一直比较满意的一个人，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太谦虚，但因为我确实是每天都在努力。
我在KPMG工作十八年了，我可以把手放到我的胸口上说，我没有一天辜负过在KPMG这个平台上的时间。我每天都在尽全力做我认为该做好的事情。
确实，我从英国刚来时，完全低估了到澳大利亚应该做的准备。但因为有了那样的错误和挫折，我现在回头想，这也让我获得了很多，比如我的耐心增加了，在沟通时更会换位思考了，也增加了我的坚韧性。
所以综合来讲，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给自己八九分。
而这一两分的不足，是因为本身的经历、学历、专业特长、性格特点、所经手的案例等等，造就了不同的人，也总有短板。
我觉得有短板是正常的，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完美的人。承认自己有短板，不是低估。有些短板，我可以去弥补提升，有些短板我无法改变，就“live with it（与之共存）”。
我会把我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最大程度地发挥我的强项。
问：更高的位置意味着要肩负着更强的责任感，您同时服务中国和西方客户，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商业群体，是如何更好的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Helen：我觉得经验很重要。这可能也是我在KPMG一项最强的竞争力。
我工作的本质是沟通，也就是准确地和客户交流，理解客户的需求，甚至理解到客户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的需求。
通常客户在对项目的认知和对KPMG认知会有一些空白点，而我了解团队的情况，也会看到团队不了解和中国客户合作的重点。我则通过自己的认知和经验，建立有效沟通，同时管理自己的团队和客户，让双方更紧密地合作，这是我工作方面一个最强的技能。
问：近些年来中澳关系一直处于不太稳定的状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您在推动中澳经贸双边合作的过程中，感受到的阻碍和压力有变大吗？
Helen：过去这两三年可能是我在KPMG工作十八年中最有挑战的年份。
一方面我们在KPMG这个平台上的工作，确实是在客户的运营和投资当中起到了非常有价值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也必须承认，我们的作用和价值在宏观背景下又是非常微薄的。
尽管我们认为有很多合适的做法、项目，可因为各种原因就是不能够促成，真的无能为力。我也只能接受这种现实。
不过，这种挑战自我加入KPMG的那一天开始就存在。
过去三年，最初是进展很缓慢，然后充满了非常强的不确定性。但我觉得只要有不确定性，就会可能会有转变，也许有新的机会在酝酿。
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给中国企业的带来多年高速的增长。无论是海归也好，还是中国企业本身的管理者，有很多有睿智的人，在疫情后市场和经济条件下，仍旧会灵活地去寻找新的机会。
尽管因为疫情、政治，很多动向不清晰，可越在这种情况下，越是要充分地“做功课”。我在过去这段时间，尤其是封城（lockdown）期间，每天至少花一个小时去专门研究政治。
我以前比较少关注宏观方面，我希望能够更多“擦亮自己的眼睛”，看到未来的潜在机会。对于KPMG的发展，客户的发展，我希望自己能“看得更早一点”。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睿智、特别聪明的人，但我希望哪怕我稍微早看到一点，这样对我的客户、团队、甚至KPMG都是有价值。
问：您的职场生涯超过18年，走过三个国家，作职场前辈，有没有关于职业发展的规划可以分享给在路上的后辈们？
Helen：我觉得成功的路不只一条，我特别相信五颜六色的成功是更美丽的。
就像我加入KPMG时，会看到合伙人有各种各样的成功，但有一些原则性的东西非常重要。
我想分享一些自己很受益的事：
首先，我认为每天的努力更胜于你希望在一个重大事件上面的突出表现。当你每天努力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不停闪亮的机会，不要把目光至只放在一个机会上。
其次，我特别相信读书的作用。由于我们中国高压力的读书氛围，让我在进入大学后，对读书产生了排斥感。但后来我在英国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当我遇到很多难题时，读书就是我的一种排解。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书中会提供一些好的思维方式、想法（ideas），我会将书中的知识点引入到日常生活、工作中。
我认为书的作者会把自己思考的精华集合在书中，因此我也不相信那些缩短版的摘抄，会失去很多真正有“营养”的部分。读书就要踏实地静下心认真地读。
你每天都在精进，一定会发现自己闪光的机会越来越多。
我相信人生不是达到了某个结果就是成功，而是每天你都可以更好地对待周围的人，去取得新的成功。
不要把人生用来后悔，虽然我也会有在开完一个会后认为自己应该做的更好，这种经历每天都在发生。但是，你要相信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机会。
我在每天早上化妆的时候，都会告诉自己：今天也许就会有惊喜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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